据此可推知，一旦审批机关批准征收国家征收土地的决定即作成。
本文所论证的是，建立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既能让执政党保持对国家机构的组织上的领导，又能保持对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其次是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或者说命令式经济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由于违宪审查机构的这种权力来源，这个机构可以在实际上控制其形式上应该予以服从的组织。法学专家之发挥作用并不简单地在于专家本身的知识水准，而在于长期来看，这些专家会受到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维护市场秩序、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稀缺资源的管理以及财富的二次分配的诸多责任，这是政府有为的一面。作者仅提出下面几点意见，以作导引： ——违宪审查机构必须是明确的、独立的、级别相对较高的组织。以不受民众控制的宗教机构控制民选机构，这自然有别于经典宪政理论。
目前中国大陆关于违宪审查机制的设计，如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在人大内部设立同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审查机构、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等等，都只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本文强调违宪审查机构能够获得极大的权力，是力图表明，如果在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置一个违宪审查机构，在中国大陆现行宪法框架之下，这个机构能够如同伊朗宪法中的监护委员会那样拥有对所有的其他权力行使的控制权，这样，执政党只要确保对这一违宪审查机构的控制，那它就可以放松对于其他国家机构的控制，使良性的社会力量能够健康地介入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运转之中。而职业主义的解说，尽管更具现实基础，但仅仅是法律职业阶层或是普通法心智，也并非影响法律人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语境化的分析将表明，英国革命中的法官与法律人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甚至不乏悖论。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能够成为中央法院的法官（全国仅12人）尤其是首席法官，无疑应被视作法律人职业生涯的顶峰。[43]但对于这一似乎更复杂的叙事，本文依然不满足。程汉大、李培峰：《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2007年版，页139-143。
这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时期就突出地表现为围绕詹姆斯继位而形成的辉格与托利的斗争。程汉大等，见前注[1]，页139-143
〔[58]〕See Mathew D. McCubbins and Thomas Schwartz,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ve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2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5(1984).〔[59]〕可观测性（observability）意味着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够被他人观测到，参见Ramon Casadesus-Masanell and Daniel F. Spulber, Trust and Incentives in Agency, 15Southern California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 43( 2005).〔[60]〕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的原意指行为主体的行为可以在法院（或执行法律的行政机关）前客观地加以证实，参见上文。因此，该方案如能成立，就必须证明土地征收审批不属于内部行政程序。而在第三种情形批准转用的决定对土地性质和使用权的变化仅产生一种预期效果，这种效果的实现以批准征收决定的作出为条件。这时，审批制约机制就可发挥作用。
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这一阶段是否需要引入正当法律程序不无疑问：一方面，同意土地转用和征收的批复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作出的，因而两审批被视为内部行政程序。相反，赋予拟被征收人知情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审批之裁决功能方名符其实。所以，如要规避国务院的审批，可以通过对拟征地的地类或总量进行造假实现。
〔[36]〕而土地征收审批机关的权限则是以拟征收土地的种类和数量为依据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12]〕参见邹爱华：《完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4]〕[美]恩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莱文：《行政法》（影印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其次，事后监控是否可能凑效？针对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土地转用审批机关一揽子授予县级政府一定周期内特定数量的用地指标后，在一定周期结束后能否保证县级政府没有超出指标用地？这种方案给出对策是通过事后检查和问责作为制约机制。
然后，国土资源部对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审查内容和意见进行复核性审查，必要时进行实地核实。而后者涉及规划之外的土地，难以在事先确定用地指标。如其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县级政府不召开听证会的，其作出的征收决定无效。该结论可从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得到印证：根据修改前《土地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可以批准征地，这导致土地审批权过于分散，在实践中引发征收权滥用。因而，征收审批阶段引入正当程序的内部行政程序障碍仅仅是对操作层面的误读，实质上这种障碍并不存在。征收审批是一个裁判过程，那么通知权利或利益可能受裁决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参与该过程并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和观点，是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
行政院内务部作为征地核准机关，其作出的核准决定被视为具有对被征收人有实质影响的行政处分，其经过直辖市、县主管机关公告与通知后生效，对土地征收不服，以征收处分机关即中央主管机关而非执行机关为诉愿对象。《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以下简称《决定》）要求申请机关在征地报批前履行预公告、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和听证程序：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户。
土地征收审批程序是针对集体所有土地而设的，其直接体现国家强制征收权的实现。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
正如刑罚之存在并不能有效预防犯罪一样，这种事后制裁的存在并不能代替事前预防。总之，批准转用的决定在形式上既非针对拟被征收人作出，在实质上也不必然导致其土地权益受影响，所以将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批准行为尚不构成具体行政行为。
在此决定作出之前不适用正当程序似乎不合法理。再次，本案中审批机关显然未对拟征收土地的界址、地类、面积是否清楚进行有效审查，导致不符合条件的征收申请获批。第二，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30]〕[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页。
同意集体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准决定指向申请机关且不会直接导致土地权属发生变化。〔[10]〕《土地管理法》第46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村民们在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发现：有关部门在征地调查表上弄虚作假，伪造130多户被征地农民的签名，骗取了省国土资源厅的征地批复。（二）观点评论改良方案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拟被征收人通过参与征收审批过程行使抗辩权影响审批决定的作出从而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18]〕《决定》在确定申请机关上述报批前的程序义务的同时，也规定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2）批准转用的决定土地转用审批涉及是否同意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理论上，在不改变书面审查的前提下，引入正当程序并不能完全解决审批机关甄别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申请机关造假的情形下，在审批机关收到报批材料后，如果拟被征收人被告知有权就征收事宜发表意见，对于申请机关操纵事实的做法，拟被征收人就能够提出异议或抗辩。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土地征收审批的权限以拟征收土地的种类和数量为依据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征收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
只要保障拟被征收人的知情和表达异议的权利，就能使申请机关意识到其作弊行为很容易被戳穿。当事人申请听证的，应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的程序和有关要求组织听证。
这种对策连能否做到有效的检查都存有质疑，更遑论问责制裁。只有审批机关启动实地核实，这个时候实质审查才有可能得到运用。
〔[9]〕参见前引〔3〕，章剑生文。参见Melvin Aron Eisenberg, Participation, Responsiveness, and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An Essay for Lon Fuller, 92 Harvard Law Review, 410(1978).〔[48]〕 例如《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320 号）和《关于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8 号）对申请征地报批所需的材料和相关要求进行了列举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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